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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人權發展道路的歷史條件與經驗總結

2019-09-18 10:38:46   來源:《人權》2019年第3期   作者:唐穎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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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權發展道路的探索以民族解放、國家主權獨立為起點。改革開放前30年的人權保障實踐探索為改革開放后的實踐積累了條件。改革開放為當代中國人權事業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動力與機遇。從國際背景看,新中國人權發展道路是在反對以人權為政治工具干涉中國內政的人權外交和斗爭中發展起來的,經歷了從回避到被動反擊,再到積極參與并發揮主導作用的過程。新中國人權70年發展歷程表明,人權進步應高度重視國家的法治建設,重視以人權保障政策推動人權事業整體性進步,重視以發展促人權,重視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人權推動力量。

  關鍵詞:新中國 人權發展道路 歷史條件 經驗總結

  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中國的人權保障事業不斷前行進步,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一、新中國人權發展的歷史進程和動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政府將人權的普遍性原則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為促進和保障人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國人民的命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人權事業實現了歷史性發展。①

  (一)新中國成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人權解放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中國人權發展道路是以民族解放、國家主權獨立為起點的。1991年《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中寫道,在舊中國,由于帝國主義的侵略,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人民的生命毫無保障,因戰亂饑寒而死者不計其數。從1840年到1949年的110年間,英、法、日、美、俄等帝國主義列強先后對中國發動過大小數百次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②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20多年的艱苦斗爭,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對外廢除了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同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取消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在中國的各種特權;對內實行土地改革,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人民共和國,人民獲得解放,成為國家的主人,享有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和自由。③

  新中國的成立實現了國家的獨立和主權,這為中國人民享有其他各項廣泛的人權創造了條件。首先,1949年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規定,國家政權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為由人民普選產生的各級人民政府;人民依法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以及思想、言論、集會、出版、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1953年《選舉法》頒布后,進行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國性的普選活動,人民享有了管理國家的政治權利和廣泛的人身自由。第二,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了《土地改革法》,廢除了封建的土地制度;大約3億多農民分到了土地。第三,1950年《婚姻法》頒布,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的合法權益。第四,在此基礎上,1954年通過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確立了人民主權原則和民族平等原則,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保護少數民族的權益。《憲法》還專章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包括政治權利、人身權利、社會經濟權利和文化權利,以及對弱勢群體的保護。

  正如1991年《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所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在中國大陸上鏟除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勢力,結束了中國一百多年來任人宰割、受盡欺凌的屈辱歷史和長期戰亂、一盤散沙的動蕩局面,實現了人民夢寐以求的國家獨立和統一;占人類總數近四分之一的中華民族再也不是侵略者可以任意屠殺侮辱的民族,中國人民以國家主人的姿態站立起來,第一次真正享有了應有的人格尊嚴,贏得了全世界的尊敬;中國人民的生命安全從此獲得了根本保障。④從這個意義上講,新中國成立可謂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人權大解放。新中國建立的歷史背景客觀決定著中國將生存權和發展權放在首要地位,從此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權發展道路。
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中,新中國在經歷長期戰亂、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搞社會主義,先是經歷了三年的戰后經濟恢復時期,在三大改造完成之后,開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中,經歷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隨后又遭受蘇聯逼債和三年自然災害,特別是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遭受嚴重破壞,國家機構無法正常運行,廣大群眾、干部和國家領導人的政治、經濟和人身權利遭受嚴重侵犯,正常的生產和社會秩序被打亂,國民經濟發展嚴重受阻,人權事業發展遭受了嚴重的挫折。

  (二)改革開放為中國人權事業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動力與機遇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撥亂反正,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二次人權大解放。從平反冤假錯案,恢復被迫害公民的政治權利,到修改憲法、保護公民的政治權利;從發展經濟,保障公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到統籌經濟社會發展,改善公民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從跳出人權問題上的種種思想桎梏,到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黨代會報告、憲法、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和黨章。⑤中國人權事業發展迎來了新的歷史機遇。

  改革開放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成功地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也揭開了中國人權事業發展的新篇章。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為中國人權事業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物質基礎,同時也培育了公民人權保護的意識和文化,個人對于保障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以及平等參與公共生活的政治權利的要求隨之不斷增加。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平等保障個人基本權利的要求持續推動著社會規范體系的擴展,使尊重和保障個人人權的要求被逐步納入社會規范體系中。⑦

  另一方面,市場經濟制度也帶來了利益格局和利益訴求的多元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不斷增長的個人權利救濟訴求,推動我國人權保障形式從以政策文件為主逐步走向法治化,不僅包括大量的人權立法以及對人權的執法保障和司法救濟,而且不斷加強在執法和司法過程中的人權保障。⑧

  改革開放40年,中國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顯著提升,中國人權事業取得了輝煌成就,中國人民從來也沒有像今天這樣享有如此廣泛的人權。⑨

  二、新中國人權發展面臨的國際背景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所面臨的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對中國人權理念、政策的形成和發展有一定的影響。

  (一)冷戰與對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還未來得及品嘗和平的勝利成果,國際社會逐漸分裂、對立,進而陷入長達44年之久的冷戰之中。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所確立的“各國家和各民族的共同標準”,遭到破壞和撕裂,逐漸在冷戰中淪落為供各國依據自身需要隨意點選的權利菜單。美國和蘇聯都無法抗拒將《世界人權宣言》視為政治武器的兵器庫:各自都從文本中挑選自己所鐘愛的條款,卻忽視其余的部分。⑩人權問題被曲解和利用,一方面,人權成為西方國家干涉他國內政的借口;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在人權問題上實行雙重標準,混淆人權的普遍性與同一性之間的差異,將所謂的“西方標準模式”視為人權領域的唯一標準。比如,美國每年發表《國別人權報告》對各國的人權狀況指手畫腳,宣稱中國的人權狀況不斷惡化。1991年中國政府發布的《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中寫道,中國堅決反對任何國家利用人權問題推行自己的價值觀念、意識形態、政治標準和發展模式,借口人權問題干涉別國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內政,使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主權和尊嚴受到損害。?冷戰打破了人們對《世界人權宣言》所描繪的美好愿景的期許,此后國際人權法律體系的形成與演進也被迫分而治之。在此背景下,不難理解中國在人權問題上對于不干涉內政原則的特別強調。

  (二)從回避到嘗試接觸

  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還操縱聯合國等國際組織,譴責和攻擊中國的人權問題。1959年、1961年和1965年,聯合國大會三次通過關于西藏問題的決議,“呼吁停止剝奪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矛頭直指中國政府。這樣的國際環境迫使中國不得不對人權問題采取高度警惕和排斥的態度。?這一時期中國對人權問題的立場和態度集中體現在對民族自決權的關注上,支持亞、非、拉美等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

  在1981年參加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競選并當選正式成員(1982年)之前,中國在國際上盡可能回避人權問題。參加人權委員會以后的前8年,針對當時的南非、巴勒斯坦、阿富汗、柬埔寨等人權熱點問題,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一道,反對霸權主義,實現了人權斗爭和外交斗爭的緊密結合。?

  (三)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立后逐漸發揮積極作用

  1989年蘇聯及東歐劇變之后,西方國家假以“人權”為名,實質上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中國成為其“人權攻勢”的矛頭所向。一些西方國家以中國1989政治風波為借口,不僅在其國內紛紛通過決議,發表報告,造謠滋事,污蔑社會主義中國“踐踏人權”,而且操縱聯合國等國際組織通過反華決議,對中國進行全面施壓和圍攻。面對嚴重不利的國際政治氣候,中國展開了一系列外交斗爭,在人權委員會,從1990年到2004年,中國對美國抗爭了15年,美國發動了11次進攻,中國贏了11次,比分11∶0。?為改變被動局面,中國同發展中國家共同推動了聯合國人權機制的改革。人權委員會在2000年通過決議,禁止人權小組委員會通過國別人權問題的決議,專題研究報告也不得點名批評國別的人權問題。2006年旨在加強對話與合作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取代了政治對抗的人權委員會,中國在國際人權舞臺上也開始發揮著越來越積極的作用。中國四次高票當選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國,并三次高票通過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中國的普遍定期審議。2018年3月23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37屆會議通過了中國提出的“在人權領域促進合作共贏”決議?,決議呼吁各國共同努力,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強調各國要堅持多邊主義,加強人權領域對話與合作,實現合作共贏。由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載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決議,成為國際人權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標志著中國開始主動設計聯合國舞臺上的人權議題,引導著國際人權規則的演進。

  從國際背景看,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人權發展道路是在反對以人權為政治工具干涉中國內政的人權外交和斗爭中發展起來的,經歷了從回避到被動反擊,再到積極參與并發揮主導作用的過程。新中國成立70年來所取得的人權成就為中國在聯合國人權舞臺上贏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中國越來越積極主動地參與到國際人權活動中。

  三、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權發展道路中的關鍵步驟

  李步云先生從人權的實現和存在形態的角度,把人權劃分為三種表現形態,即應有權利、法定權利和實有權利。?從思想層面上看,我國首部人權白皮書的發布使得人權首先突破了思想上的禁區,打開了人權理論研究的大門,為應有權利向法定權利的轉化提供了可能性。從規范層面上,人權進入黨的核心文件,成為黨的奮斗目標后,被寫入憲法之中。國家連續發布三期《國家人權行動計劃》,通過具體指標促進人權事業的全面發展。從實然層面上看,人權在現實生活中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改善。

  (一)思想解放:首部人權白皮書向世界宣示中國人權保障的立場

  1990年底,美國肯尼迪人權中心致信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指責中國人權狀況,聲稱如果中國人權狀況不改善,他們將發動世界各國科學界人士斷絕與中國的往來。周光召將這封信呈給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江澤民批示說:“建議對人權作一番研究,回避不了。從理論上講,人權有它的階級屬性,當然這樣講,西方人不易接受。西方對我們人權的情況,往往造謠誣蔑。這份信件講到成千上萬人的命運,完全是道聽途說,當然也包括一些喪失國格的外逃者的渲染……總之,這個問題(聯系到民主問題)得認真對付一下。” ?這份領導批示以及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壓力,促使了人權問題研究得到了官方的重視。

  在此基礎上,黨中央在1990年底的一份文件中提出:要認真對待西方敵對勢力的“人權攻勢”,“要理直氣壯地宣傳我國關于人權、民主、自由的觀點和維護人權、實行民主的真實情況,把人權、民主、自由的旗幟掌握在我們手中”?。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積極組織力量,深入研究,根據中央領導人在不同場合闡明的中國在人權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和觀點,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爭取和維護人權的歷史實踐和基本事實為主要內容,在廣泛吸取各有關部門和專家、學者意見的基礎上,起草完成了《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

  該白皮書是中國政府首次向世界宣示中國人權保護的基本立場和基本狀況。在該部白皮書的開篇寫道,“人權”是一個偉大的名詞,享有充分的人權,是長期以來人類追求的理想,也是中國社會主義所要實現的崇高目標。?白皮書對人權發展的歷史作了精辟的概括,將人權稱為“長期以來人類追求的理想”和“中國社會主義所要求的崇高目標”,以大量的數據和豐富的歷史事實說理,突破了社會主義與人權關系問題上的傳統觀念,首次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里理直氣壯地舉起了人權旗幟。白皮書在承認和尊重人權普遍性原則的基礎上,鮮明地提出了“生存權是中國人民的首要人權”以及“考察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不能割斷歷史,不能脫離國情”和在人權問題上主張對話、合作,反對利用人權問題制造對抗和干涉別國內政的觀點向世界系統地闡述了中國的基本立場和政策,從而在發展中國家率先樹立起了一種與西方不同的人權觀。?

  該部白皮書的發布不僅僅是中國政府對外宣示中國人權狀況的文件,它開啟了國內人權領域的思想解放,首先,在隨后成立的中國人權研究會的指導下,人權理論研究如雨后春筍般在各高校和研究機構生根發芽、蓬勃發展起來,涌現出一大批人權理論研究成果。其次,白皮書為中國人權事業發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理論基礎。此后,尊重和保障人權逐漸被納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各項事業之中,客觀上推動了中國人權狀況的積極改善。

  (二)法治保障:“人權入憲”開啟人權法治保障新篇章

  人權概念通過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和十六大報告進入執政黨的核心文件中,尊重和保障人權成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本目標和行動綱領。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在第33條增加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規定,即“人權入憲”。將尊重和保障人權的義務主體由黨和政府上升為“國家”,由黨和政府執政行政的政治理念和價值上升為國家治國理政的基本原則,人權成為由國家根本大法保障的國家價值觀。
“人權入憲”對于人權保障的意義重大。首先,從保障的主體上看,擴展了中國的人權保障的主體范圍。從公民權利到人權,人權保障的主體更加普遍,人權的范圍也比公民權利的范圍更加廣泛。其次,從人權體系上看,在憲法所列舉的基本權利之外,加上了概括性條款。原來封閉的權利體系變得具有開放性,使現有權利清單之外人權的保護具有了可能性。第三,表明國家對待人權的基本態度,即尊重和保障人權成為國家的基本價值觀。第四,促進了國內人權立法與國際人權標準的銜接和協調。

  此后,中國人權法治保障不斷完善,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立法、執法、司法和法律監督等方面全方位、多視角部署了人權保障,將人權保障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之中。目前,我國已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權法律保障體系。這一人權法體系以憲法為核心,以《刑法》《民法總則》《刑事訴訟》《教育法》《婚姻法》《侵權責任法》《勞動法》《社會保險法》等為骨干法律,以《未成年人保護法》《婦女權益保障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殘疾人保障法》等為專項保障法,以有關權利的大量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為配套保障。

  (三)政策保障:連續發布三期《國家人權行動計劃》

  自2009年始,中國政府連續發布了三期《國家人權行動計劃》。從《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是中國政府制定的第一個以人權為主題的國家規劃,計劃的發布標志著中國人權事業已成為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主題,開始走上有計劃全面推進的新階段。此后,相繼發布了第二期《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2-2015年)》和第三期《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6-2020年)》。從國際層面看,制定和發布《國家人權行動計劃》是對聯合國人權大會倡議的積極響應,也是對《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的貫徹落實。從國內層面看,發布并認真實施《國家人權行動計劃》是“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原則的具體落實,有效地促進法定權利向實有權利轉化。三部計劃遵循著依法推進、協調和全面推進、務實推進、平等推進和合力推進的基本原則,通過設置具體、明確的指標和要求,中國政府自覺地將人權保障與政府的職能結合起來,成為規范政府及其執法部門和司法部門的行為指南。

  制定和發布《國家人權行動計劃》與發布指導意見、規定、辦法和通知,以及開展專項行動構成了中國人權保障政策的主要表現形式。因其具有針對性強、及時、靈活的優點,在中國的人權發展道路中起到對人權法律保障的先導、補充和具體化的作用,符合中國特殊的國情、國家體制和社會與改革的發展階段。隨著社會轉型的逐漸完成,其對人權保障法律的補充或臨時替代功能會逐步趨于弱化。[21]

  (四)實有權利大幅提升:以減貧為例

  新中國成立以來,經過探索和反思后,中國確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治國理政原則,大幅提升生存權發展權保障水平,全面加強人權法治建設,有效實現了各項人權全面發展,特定群體的權利得到了顯著改善,積極參與全球人權治理,成功走出符合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中國人民的各項權利得到更好和更高水平的保障,中國人民更加享有尊嚴、自由和幸福。

  以減貧為例,2016年《中國的減貧行動與人權進步》中指出,中國的減貧行動是中國人權事業進步的最顯著標志。[22]改革開放以來,7億多貧困人口擺脫貧困,農村貧困人口減少到2015年的5,575萬人,貧困發生率下降到5.7%,基礎設施明顯改善,基本公共服務保障水平持續提高,扶貧機制創新邁出重大步伐,有力促進了貧困人口基本權利的實現,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了堅實基礎。聯合國《2015年千年發展目標報告》顯示,中國極端貧困人口比例從1990年的61%,下降到2002年的30%以下,率先實現比例減半,2014年又下降到4.2%,中國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中國成為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國家,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

  四、經驗總結

  (一)中國人權發展道路的“三步走”邏輯

  第一步,1991年首部人權白皮書發布,思想解放帶來了理論繁榮,為應有權利向法定權利的轉化提供了必要條件和理論基礎。第二步,“人權入憲”開啟了人權法治保障的新篇章,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權法律保障體系,實現了從應有權利到法定權利的轉化。第三步,在法定權利向實有權利轉化的過程中,借助以《國家人權行動計劃》為代表的人權政策作為媒介,通過設置明確而具體的指標并嚴格評估落實,推動法定權利進一步轉化為實有權利。在這三個步驟之中,第一步深受中國人權發展的特殊時空背景的影響和制約,不可避免地留下了獨特的歷史印記;第二步重在確立和完善法律權利的規范;第三步在法定權利與實有權利之間,通過人權政策保障的方式引導、輔助和補充人權的法律保障,對于其他后發的或處于轉型期的發展中國家的人權事業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二)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表明,法治興則人權盛

  人權進步高度依賴國家的法治建設水平,二者相互依存、榮辱與共。人權的核心意義是人的尊嚴,法治的核心意義是限制公共權力、保護個人權利。沒有人權,談不上法治;同樣,沒有法治,也談不上人權和人權的實現。人權與法治是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輔相成、共同發展的。古今中外很多學者從價值和法理層面闡釋了人權與法治的關系,結論都是相似的。人權是法治的基本價值和根本目標,法治是人權的確認和保障。人權是法治產生的出發點和依據,人權決定法治的任務和內容,人權促使法的遵守和實施,促進法治的日趨完善。人權要依靠法治予以確認,只有通過法律的確認,人權才能從應然權利轉變成法定權利,進而成為公民能夠真正享受到的實有權利。法治要求法律必須以尊重和保障人權為最根本的出發點和歸宿。[23]對于中國而言,強調人權與法治的關系的意義尤為重要。“哪里沒有法律,哪里就沒有人權;哪里的法律遭到踐踏,哪里的人權就會化為烏有”[24]。

  (三)強調協調與全面的推進原則,實現人權的整體性發展

  堅持務實推進的原則,以發展促人權。為了有效實現人權發展目標,國家特別注意將人權發展與國家的各項建設規劃結合起來,將人權發展目標納入國家整體的發展規劃之中,特別是將人權事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結合起來,制定具體的人權發展指標,使人權發展的落實情況可以得到具體評估。[25]我們強調發展的目的是保障人權,但也需要防止完全陷入結果導向。在以發展促人權的同時也要注重在發展的過程中尊重人權,依據人權的標準和原則促進經濟、社會和文化各方面的發展,以及更加注重在立法、司法和執法的過程中的人權保障。從推動力量上看,由自上而下的路徑逐漸過渡到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路徑。中國人權的進步以往是以政府為主導、通過政策先行的方式自上而下地推進,現已逐漸朝著合力推進的方向發展,即政府、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共同促進人權事業的發展。

  中國人民一直把爭得人權作為自己的目標,“為此前赴后繼,不惜流血犧牲,進行了長期的艱苦卓絕的斗爭。繼續促進人權發展,努力達到中國社會主義所要求的實現充分人權的崇高目標,仍然是中國人民一項長期的歷史任務。”[26]全球化時代對人權保障提出了新命題和新挑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將開啟中國人權保障的新時代,中國人權發展事業也必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

  (唐穎俠,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學院副教授。本文系2019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課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普遍定期審議機制研究》(課題號:63192701)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參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外文出版社2009年版。

  ②參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人權狀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

  ③參見李云龍:《中國人權發展道路和基本經驗》,載中國人權研究會主編:《新世紀中國人權》,團結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頁。

  ④參見注②。

  ⑤參見李君如:《改革開放30年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和人權事業的進步》,載中國人權研究會主編:《中國改革開放與人權發展30年》,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頁。

  ⑥參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改革開放40年中國人權事業的發展進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⑦參見常健:《改革開放為中國人權事業發展提供內生動力》,載《人民日報》,2018年8月12日。

  ⑧參見注⑦。

  ⑨參見注⑥。

  ⑩參見[美]瑪麗安•葛蘭頓:《美麗新世界:〈世界人權宣言〉誕生記》,劉軼圣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頁。

  ?參見注②。

  ?參見陳士球:《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人權活動30年》,載中國人權研究會主編:《中國改革開放與人權發展30年》,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第441頁。

  ?參見上注,第444頁。

  ?參見上注,第447頁。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決議呼吁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載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3/23/c_129836564.htm,2019年1月10日。

  ?參見李步云:《論人權的三種存在形態》,載《法學研究》1991年第4期,第11頁。

  ?參見金同小:《朱穆之與1991年中國人權白皮書》,載《中國新聞周刊》2015年11月5日。

  ?董云虎:《中國人權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發表10周年回顧》,載《人權》2002年第1期,第25頁。

  ?參見注②。

  ?參見注?,第28頁。

  [21]參見常健:《科學理解和把握中國人權保障政策》,載《理論探索》2013年第5期,第56頁。

  [22]參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減貧行動與人權進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23]參見谷春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人權保障》,載《人權》2015年第1期,第21-23頁。

  [24]參見李步云:《論人權的三種存在形態》,載《法學研究》1991年第4期,第17頁。

  [25]參見常健:《人權保障中國夢及其實現方式》,載《人民日報(海外版)》,2014年6月27日。

  [26]同注②。

Abstract:Since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path of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been based on national liberation and independence of state sovereignty.The practice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the 30 years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accumulated conditions for the practice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Reform and opening up have provided the great motivation and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From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ational practice,China's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 path,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has been developed in the fight against human rights diplomacy and struggles that interfere with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with human rights as a political tool.It has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from evasion to passive counterattacks,and then actively participating and playing a leading role.The 70 years'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shows that human rights progress is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country's level of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and the coordinated and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policies promotes the overall progress of the human rights.Promoting human rights with development is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pragmatic and efficien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riving force,the transition from the top-down path to the combination of top-down and down-top path is suggested.

  (責任編輯朱力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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